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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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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已很少有人去关注版画艺术了。这份刻刀下的艺术之美,亦与人们睽违多时。版画艺术是中国美术当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向有“大众的艺术、高雅的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称。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包括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版画所使用的工具既不是画布画纸,也不是油笔油墨,而是刻刀。刀虽是凌厉之物,然却有着独特的审美意味,当刻刀遭遇上木板,刀味与木味相融相合之时所焕发出来的文化魅力与艺术价值无可比拟。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其文化之悠久、之深厚、之独特、之唯美,未可尽说,如若在这幅文化长卷中,只截取一角以观,足以叹为观止。就说这版画,探其历史源头,竟能上溯到原始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就是最为古老的刀刻艺术作品,如1982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南麓北侧将军岩下的花岗石岩上,发现了距今一万多年的岩画和文字。商周时期,刀刻艺术更为流行。祖先们在龟甲、兽骨上镌刻文字与图案,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记事手段。

    之后出现的印章,是促使版画艺术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印章在古代有着很强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鉴赏性。周礼中提到的“玺节”即指印章。到了商周时期,玺印还被用来象征权力。印章中的一种叫“肖形印”即是所需要复制的图案镌刻在印章平面上。这类印章具有鲜明的图案之味,有人喻其为中国最古老的“版画小品”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南北朝、隋、唐之时,盛行过一种“印模”专门用来捺印佛教图像,可以算作“肖形印”的一种,将佛教图案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印模图案上的佛像姿态各异,形象逼真。

    在涉及中国的佛教版画艺术之前,我们先理一理佛教的概念。一直来,人们对于佛教的概念始终是模糊的。高而尚之者,认为佛教是宗教;低而下之者,认为佛教是迷信。那么,佛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的圆满教育,也是最为彻底究竟的科学!美国的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英国的汤因比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康有为说:“仙学大祖,其微言实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梁启超说:“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又说: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章太炎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智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孙中山说:“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所以说,佛教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宗教。

    为什么说佛教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宗教呢?我们先来看宗教的定义:是一神或多神的崇拜,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之崇拜和文化风俗之教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多数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的相信或尊敬,它给人以灵魂并延续至死后的信仰体系。而佛教并非如此,它与儒教一样,是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可以说,他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工作者,他所教育的对象是九法界的众生,不仅仅是我们人类。故释迦牟尼佛不是神,而是圣人,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太子,父名净饭,母名摩耶,降生于公元前623年。29岁时,为了追求真理而出家修道。35岁成佛,一生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所教弟子,无量无边。约于公元前543年入灭,世寿80岁。释迦牟尼成佛后,并没有像其他宗教主一样,奉自己为救世主,他觉悟后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来智慧德相也即佛性,意指人人皆有佛性,这就一下子把佛与众生的距离拉近了,众生与佛是平等的。迷者,是众生;觉者,即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每个人,只要你觉悟了,就是佛;没有觉悟,仍是众生。就是这么简单!诸佛如来兴出于世,只有一个目的,即开示一切众生悟入佛之知见,使之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此无上正等正觉,实为一切众生本有之心地,不生不灭,无始无终,灵明觉照,觉显万法。为了使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佛陀所用的教学方法是非常之多的,我们常听到的“法门无量”、“八万四千法门”指的就是他的教学方法之多。故在经书里附上版画的目的,除了形象化、直观化以外,还有其教化功能在里边。跟佛教有关的所有艺术,其目的大抵逃不过教化之意,许多佛画或建筑或各种塑像等,无不是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人类与人类之间,可能会产生淡漠心理,但人对佛菩萨无不起敬重之心,膜拜之举!古代佛教版画中,有许多精品,场面宏大,气势不凡,看上去庄严肃穆,令人顿生敬意,这份敬意能让人在痛苦与烦恼中渐渐地净化心灵,转识成智,转凡成圣,圆成佛道。正是本着这样的良苦用心,在许多的经文扉页上都有佛教版画出现。

    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在中国的版画史中应该说是很占了一席之地的,尽管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佛教版画流失乃至湮没了,但它在中国艺术星空中划过的那一条璀璨轨迹至今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中国佛教版画艺术随着雕板印刷术的兴盛而得以繁荣。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至魏晋,即呈“南朝四百八十寺”之气象,到了隋唐乃至吴越国时期,佛教更是蓬勃发展。那时的雕版印刷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古代书籍及佛教经文大量刻印,佛教版画艺术也随之风行。元、明、清各朝代的佛教版画艺术也都各有千秋。古人风雅且慈悲,但凡著书立说,必有图画相佐。不是“左图右书”就是“左图右史”就是所谓的“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补之”是也。故当今流行的“读图时代”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而是渊源有自,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了几千年了!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应用最多的就是佛教插图的刊刻。如果没有历史上几次大的“法难”诸如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唐武宗的灭佛事件(即会昌法难)等,佛教版画作品定会大量留传下来。佛教版画历史悠久,到唐代时就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按每年五驮之数量计算,施于四方的普贤像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玄奘法师对雕版印刷术的一大贡献。现存最古老的佛教版画作品,是1953年于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之陀罗尼经咒。其上刻有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这件文物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之银镯内。据考证,其刊行年代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唐代佛教版画遗存中,刊印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之扉画非常重要。此图布局合理,架构稳健,刀法娴熟,线条细柔且不乏坚挺,层次分明,场面壮观。释迦牟尼佛盘坐于中间,他的四周围绕着各色人等,如佛弟子、国王、大富长者及各阶层人物,除了人,还有其他各界的众生,如天人、龙王、饿鬼等。此图左上角刻有“祗树给孤独园”卷末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的版刻作品和佛教版画名作。

    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版画作品应该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五代遗存的版画作品,以佛教题材为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幅作品: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的刊印年代皆为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施刊者为同一人:曹元忠,他是当时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前者的刻工没署名;后者的刻工为雷延美,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佛教版画作品;前者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除此而外,这时期的佛教版画作品还有大圣普贤菩萨像、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圣观自在菩萨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金刚力士像、释迦牟尼佛说法图等,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在题材的选择上,远远要比唐代丰富得多,在艺术手法的表现上也成熟得多。

    宋代版刻艺术作品,仍以佛教为主要题材。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刻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表现的是僧人们脱俗的生活。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宝箧印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非常有名。图右镌有三行字: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现存日本的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刊于雍熙年间,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另外如独幅的普贤菩萨像与文殊菩萨像、灵山说法图、金光明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等,均属难得之珍品。尤其是北宋刊刻的妙法莲花经卷首图的雕刻艺术更是大为长进,其艺术表现手法如同工笔画,佛像面部线条之细致生动,服饰之庄严华丽,四周景物之逼真,人物形象之鲜明,令人击节不已。南宋时期,值得一提的佛教版画作品系于临安(今杭州)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版画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

    辽、金、西夏、元诸朝代,虽系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他们在版画艺术中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辽代政府专门设有“印经院”辽刻契丹藏是佛教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大藏经,其影响不亚于北宋的开宝藏。辽都上京、燕京成了北方佛教版画的制作中心。据后来出土的辽代佛教版画作品如南无释迦牟尼佛像和大法炬陀罗尼经等几幅佛经扉画来看,其艺术表现手法已经非常高超了。

    金代的佛教版画艺术也有可观之处。影响最大的就是金藏,全称赵城广胜寺大藏经,其扉页的佛教版画艺术成就远胜于前。雕刻手法刚劲有力,粗朴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可多得之佳构。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一个王朝。是一个推崇佛教的朝代。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其佛教版画的艺术水平相当之高,如贤劫千佛名经等,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精严,刀法独特,既是当时的佛教版画之范本,又是西夏佛教版画中之巨构。其他诸如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佛说宝雨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等扉画,均是为可多得的佛教版画精品。

    元代是崇尚武力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不重视文化,但他们深知“入乡随俗”、“逆取顺守”之道理,他们虽崇奉西藏的喇嘛教,但并不排斥佛教其他宗派,特地在宫廷设立“梵像提举司”立佛画为画工十三科之先,这对佛教版画艺术的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故有元一代的佛教版画的确在中国佛教版画史上大放光彩。不说别的,仅以碛砂藏为例,这部经书前后所花的时间很长,自南宋绍定四年(公元1231)开始,到元至治二年(公元1321)结束。此经因在平江府(今江苏吴县)陈湖碛砂禅院雕印,故称碛砂藏。全藏591函,6362卷。每种经卷均有一幅扉画,共有八块图版,轮番使用。画的作者是陈昇,刻工有宁、孙祐、袁玉等人。每一幅图版的场面非常宏大,背景也相当繁复。重重叠叠,绘刻十分精致,佛像的面部非常庄严,天庭饱满,地额方圆,威仪十足,这跟佛像的造型艺术大为相近,可以看出这些版画深受印度佛像造型之影响。此藏之扉画,是世人公认的不同凡吃的佛教版画之雕版巨制。在此之前,佛教版画没有精致到这种地步,正是因了受它的影响,后世佛教版画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唯美。周芜先生对它的评价是:“若取佛画之灿烂,当观此图。”此话非常中肯。若无闲事挂心头,取此画坐于窗下观览,实乃人间乐事!元代的佛画众多,另外如圆悟禅师语录、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释、菩提场陀罗尼经、普宁藏、河西字大藏、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都附有极好的佛画作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是全国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齐聚于此。刻工之多、雕刻之工、纸墨之精、装璜之美,均为前所未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明代可以说是佛教版画的黄金时代。中国政府在全国倡导雕版艺术,在“两京十三省”无地不刻书。官刻、私刻、坊刻都有。佛教版画成为明代版刻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如洪武南藏之扉画堪称佛画中之绝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共有41幅佛画,刻工之细,精妙绝伦。另外如佛说摩利支天经、佛说阿弥陀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大佛顶心陀罗尼经、诸佛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观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公据、金刚经集注等的扉画,均极珍贵,尤其是金刚经引首鬼子母揭钵图,更是稀罕,此图系十面连式的木版长卷。图版场面宏阔,气势非凡,鬼子母和群魔的激愤、恐惧及紧张表情,与佛的庄严、宁静、自在、安定等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明初经卷佛教版画中之杰出代表。明代的北藏扉画亦堪称上品。那时的佛教版画形式多样,题材广泛,艺术水准大大提高,故其产生的佛教版画作品较于前代,历历可观。

    有清一代,隆佛气象更为兴盛。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均是佛教的信奉者。顺治间刊刻的过去庄严劫千佛之扉画,气韵生动,雕工精致,是清代版画著名的代表作。乾隆年间历时十八年刊成的龙藏,其扉画亦十分可观,这部经藏是中国古代刻印的最后一部大藏经。清代佛画佳作比比皆是,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此书前后花了15年时间,是一部大型的佛教连环画式的作品。书中有佛画208幅,刻工匀密精致,手法多变,再现了释迦佛出家、修行、传法、弘道的全过程。此书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佛像本土化了,里面的场景、服饰等皆取中土习俗,使本国人更能接受和理解,它是一部向本土信众介绍佛教故事的极为生动的直观形象之教科书。

    佛教版画到了民国以后,便渐至衰落,此不足为述。

    佛教版画之数量在中国版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遗留下来的则不多。也许留传的作品是不少的,但中国的典籍汗牛充栋,一时无法遍览,即使在某些典籍中有佛画,也可能因了不曾涉及而疏忽过去了。目前,研究中国佛教古版画的人不多,周心慧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他是个有心之人,花费许多时间搜集、研究、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并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挖掘,使得这一空白能够填补上,这非常令人钦佩。这年头,肯坐冷板凳、啃猪头肉的人不多了,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得以留传,跟这些学人的默默付出分不开。

    现在,华宝斋慧眼独具,欲以线装书的形式,再次将中国古代的佛教版画择优出版、流通,这对弘扬佛教,净化人心,和谐社会,必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对中国佛教古版画没有研究,的的确确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写这篇文字。虽则说恭敬心十足,然毕竟学识有限,难免错误百出,还望大方之家批评指正,感恩不尽。

    2009年3月8—9日于杭州比竹居